三、当前商业贿赂犯罪腐败现象的现状及成因

尽管我们的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反商业贿赂犯罪腐败工作，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给予了严厉打击和惩处，但目前我国商业贿赂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扼制，还呈现以下突出特点：

1、犯罪主体趋向职务化、权力化

这是腐败由经济领域向公权领域蔓延的结果，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唯利是图，大肆挥霍浪费，给国家、集体和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克杰、贵州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主任刘方仁、安微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郑道访、成都市委宣传部原部长高勇等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职权索贿、受贿，其最终结果，有的被剥夺了生命权处以极刑，有的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权，在铁窗下渡过漫长的狱中生活，失去亲人和朋友、妻离子散，夫离子亡。如：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外汇资金处原处长丁马力一案，丁马力因受贿110万余元，于1999年1月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丁马力的父母都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8岁那年，她被保送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习。1992年她成为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在职女干部中第一位正处级干部。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平衡，渴望得到补偿的心理。1991年底，一个公司的经理刘某为了感恩于她，送了一套组合音响给她，尔后胆子就大了。这样就先后收受刘某4次贿赂共计价值12余万美元，人民币110万余元。在狱中写道：往事不堪回首，犯罪让我永远地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事业，在我即将退休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之际身陷囹圄。由于我的犯罪，儿子加重了病情，1999年清明节，他带着对母亲的眷恋和怨恨，永远地离去了。临死前，他呼唤着妈妈，可我却无法为他送行。由于我背弃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理想和信念，自己作出点成绩，便感到沾沾自喜，甚至把自己当成企业的救世主，认为吃点、拿点没什么，把职权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捞取“外快”的筹码，在关键时刻不能严格自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完全是我咎由自取，我真诚希望自己的教训能引起人们的深思，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确把握自己，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为金钱所迷惑。我现在只有悔恨，这种悔恨和对党、对人民的愧疚必将伴随我的终生。各位领导干部们请珍惜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吧。）

2、携款潜逃严重。

据有关资料统计表明，全国现有4000多名贪污受贿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如：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受贿2559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651万元，于2002年1月逃往国外，同年4月1日从斐济押解回国，2004年5月10日被判死刑。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公款4.82亿美元，远逃海外，现已全部押解回国了。1995年，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原经理陈满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陈秋园夫妻二人与银行职员勾结，先后51次透支银行资金4.2亿元后外逃。

3、窝案、串案犯罪现象较为突出，甚至出现团伙化，群体化。

过去一般是单人作案，金额较小发展到分管领导、科室领导和科室人员，相互配合结成犯罪联盟，共同实施犯罪。或上下级部门之间串通一气，上行下效，无所顾忌地为个人谋取私利。因而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如：雁江区教育局原局长林明东、副局长邹贵华等人受贿案，我们检察机关在查办此案时，拨出萝卜带出泥，牵连出简阳市教育局和资阳市教育局贪污、受贿大案，涉案人员12人，涉案金额200余万元。又如：雁江区检察院通过查办区卫生局医政股原股长邱军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挖出了卫生局原局长温性驰、副局长谢亚莉、纪委副书记张国松贪污、受贿等案中案4件。今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中国农业银行达州、德阳市分行领导人涉嫌受贿案时，就牵涉出多人，且数额巨大。

尽管我国商业贿赂犯罪腐败问题虽经不断打击，但却仍未能得到有效扼制，就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从人性角度分析。人的自私的天性使人们具有产生腐败问题的可能性。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曾作过这样的结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腐败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而权力的异化导源于人性的不完善。在权力运作过程中，要使权力始终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工具，首先要求权力持有人具备高尚的道德，但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天性，决定了权力持有人总是难以排除以权谋私的可能性。掌权者应具备的素质与他们所具有的素质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就是腐败的人性根源。

（二）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角度分析。我国处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阶段，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处于传统和现代因素的交替之中，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政治管理机制和经济运行方式缺乏高度和谐，利益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调节，各种利益冲突加剧，信仰危机突出，各种管理制度不健全，权利制约机制弱化，这便成为腐败现象蔓延的社会基础。

1、权利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顾曾深刻的剖析道：“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某些落后现象十分突出，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失去监督的权力就难免被滥用。当权力用来干预经济和参与财产分配时，就必然产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加之官僚主义者脱离实际和群众，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其本身就是腐败行为滋生的温床。

2、市场经济消极因素影响。邓小平同志的最大贡献就是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一个几千年来“以农为本”的结构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并不是只有好东西，它也包涵一些消极因素。一是市场经济带来拜金主义，给社会准备了更多可能腐败的人。市场经济中追求经济利益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金钱的拥有量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和社会地位高底的重要因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流行并不断强化，个人经济贪欲膨胀，导致较多的人产生腐败心理倾向；二是市场经济为具有腐败心理倾向的人实施腐败行为提供了客观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计划经济旧的经济管理格局，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增多，商品流通频繁，购销渠道不一，价格体系复杂，给腐败分子又以可乘之机

3、惩治打击不力。一些被查处的腐败分子重罪轻判甚至逍遥法外，而更多的腐败分子根本未能揭露出来，这进一步刺激了其他社会成员，造成心理失衡，形成扩散效应，从而走上腐败之路。